Ушел из жизни известный китайист Виктор Мэй, близкий друг автора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тауримских мумий

梅维恒（Victor H. Mair），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教授、汉学家，于2026年6月28日去世。噩耗传来，我为突然间失去了一位知音和挚友感到悲伤。5月份我们还有好几封邮件往来，最后一封是5月25日。我和梅教授并没有私交，在学术研究领域也隔着行，但是当我集中到研究自己的出生和成长地——新疆和田——的考古和历史文化之时，发现梅教授早已是这方面著名的学者。尤其是他的《塔里木木乃伊》（The Tarim Mummies，跟J. P. Mallory 合作）一书以及与其相关的纪录影片发表和公演，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大讨论，也为他带来声誉。我很快还发现我们之间在知识和研究兴趣上也有很多方面重合，特别是对古代西域、中亚和东西方几大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关注。此后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时常互相请教一些问题，多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和艺术史方面的。交往中我发现跟他交流很自然轻松，而且都能对到点子上。我写的东西他一看就明白，而且不少的东西只有他明白其中的意义。他去世前一个月我们还在Email上说起我于一年前给他透露过的我的一个新的研究题目，还一再叮咛他暂不要泄露出去。我知道他对那个题目很感兴趣，告诉他我一旦完成，第一个就给他看。不成想，一个月后，我的论文还没有完成，他就离去了。知音人已经不能够回音。呜呼！ 三年前，他的同事、同行、老同学和学生在波士顿（他是哈佛博士）举办了庆祝梅维恒教授八十诞辰的庆祝会，并出版了汇集三十八篇文章的文集（Victor H. Mair: A Celebration. Cambria Press, 2023），尽数了他的学术成就和为人师表的品行。我应邀也写了一篇短文，现在重新修改和增加，用中文再写一遍，以示对他的怀念。 我在讲授丝绸之路艺术课程中有关塔里木盆地的内容时，常常会以一张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出土的木乃伊（即干尸）的照片作为开头，并引用维克托·梅尔（Victory H. Mair，他本人选用名字的三个开头字母VHM转为中文名字“梅维恒”）对这具木乃伊令人惊叹的第一印象：他说，这具木乃伊看起来简直就像他的一个兄弟大维（Dave）。的确如此，这具保存完好的尸体的容貌，跟高加索后裔的梅教授家人的容貌相像得令人难以置信。 梅教授对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出土木乃伊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与宣扬工作，使古代中国西域在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探险并发表有关该地区著作数十年之后，再次闻名于世。也许正是因为认出这具木乃伊与自己的兄弟相像，梅教授与塔里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木乃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颇为出人意料的整体体貌特征，促使他进一步探索古代世界早期人群的地理迁徙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关系。 我与塔克拉玛干也有着无以割舍的联系。我出生于乌鲁木齐，成长于和田绿洲，又在皮山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接受“再教育”。因此，我总是对那些了解新疆及其各民族人民的人怀有天然的亲近感。梅教授正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他来自距离新疆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却让我感觉仿佛是一位相识已久的老朋友——甚至不仅仅是朋友，因为我们共同分享着一种同样深厚的塔里木情缘。 梅教授先联系的我。二十多年前，梅教授邀请我参加一个由他和中国学者联合举办的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研讨会，据他说是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汉学家吉德炜（David Keight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历史、甲骨文专家教授；已于2017年去世）推荐了我。其实我跟吉德炜先生只见过一面，是在90年代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那时我还是古代美洲艺术史的博士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若干年后他还记得我并推荐我。而那会儿我尚不知梅维恒是何方神圣。但是那次会议最后名单上并没有我，他为此非常抱歉，一再解释最后名单不是他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因此失之交臂。但是保持了书信来往。 我多年教授“非西方艺术”和“亚洲艺术”课程，十多年前，在美术系又增设了一门高年级和研究生的“丝绸之路艺术”课程，从此也开始更多地收集各种资料著述，并在研究方面也开始偏向古代西域、特别是古和阗的文化艺术。 维克多创办的学术期刊Sino-Platonic Papers（《中西交流学报》）成为我开展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最理想的平台。创刊于1986年的这份期刊，历经近三十五年，至今仍是唯一一本始终严肃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学术刊物。梅教授思想开阔，不仅关注“旧大陆”多文化之间的关联，也很乐于接纳有关古代“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联系的研究，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他的刊物中。它展现了梅教授在探索人类历史与文化知识方面的宏大视野。 梅教授最早是对我的古代美洲文化跟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兴趣，因为我曾在一些大的研讨会议上探讨过曾经风靡一时的奥尔梅克文化起源于中国殷商文化的提法。后来我给他了一篇反驳辨认奥尔梅克图案为中国文字的论文，并且提前警告他我的这篇论文很有可能不受欢迎，尤其是不受中国学者的欢迎。尽管我也希望能在两个古老文明之间找到一些联系，而且做了很多的比较研究，但是最终仍然不能在现有的材料基础上得到确凿的直接往来的证据和结论。而几位中国的和留美的中国学者对奥尔梅克图画的错误辨识和发表，把问题越搞越乱。我的文章是跟著名的奥尔梅克遗址发掘者和玛雅文化学家麦克-寇（Michael Coe，于2019年去世）共同讨论过的（他曾带领我们一个研究团队考察了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多个玛雅和奥尔梅克遗址；后来我们也一直有电邮往来）。寇教授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认为最为合适的学术期刊，而且给我透露了他曾经给《大西洋》杂志写的一封信，也正是反驳那个错误的辨识的。但是《大西洋》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没有公开发表他的信。因此，他也提醒我可能会遇到的拒绝。事实上也正如他预料的，两家刊物回绝了我的文章。虽然其中那家“最适合的”刊物反悔，又问我是否愿意重新递交，这次被我拒绝了。当我跟梅教授提起此事，他很快在他主编的《中西交流研究》上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自此，只要他遇到古代中美关系问题时，都会跟我讨论。后来又发表了我认为比较有分量的关于中国的六十甲子历法和玛雅的几种循环历法的比较。 在我教授丝绸之路艺术课程后，由于偶然的机遇，我集中到和田地区考古发掘和被盗的古代地毯和毛织品的研究，并在中外不同刊物上连续发表了若干篇论文。有一次，在一个非常随便的电邮中，梅教授问我一个纺织品中的常用词汇 “kilim”如何解释，这是他的一个中国学生问他，他转来问我。他这一问不要紧，却引起了我随后的一长串的研究和结果。我先给他一个字面上的解释，说明Kilim是土耳其语的“地毯，”但是织法上属于一种英语中所说的Tapestry（一种“通经断纬”的平织织物）。但是因为要告诉中国同学相应的汉字，我又告诉他相应的汉字和意思都应该是“缂，”如“缂丝、”“缂毛、”“缂织”等。于此同时，我意识到中文里并没有我这样的解释，英中翻译里也没有这个词汇的解释；我把“kilim”和“缂”联系在一起是我自己对纺织技术和文字关系之间的自然的理解和解释。再进一步，又发现中国古代很多关于纺织品的词汇参杂了不少外来语，但是并没相应的解释和现代的考证。当代的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都把地毯叫做“kilim”或“gilim”或“hali”或汉语的“地毯”，而这些词汇都是近代使用的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汉语词汇。这使我想到我研究了几年的古和阗地毯，古和阗人把地毯叫什么？这个想法一开头，便一发不可收拾。 幸运的是，和田的尼雅遗址出土有约760件公元3至4世纪的以佉卢文书写的木犊和木板文书，多为世俗生活记录文件，记录了很多日常生活物品和买卖交易的情况。文献的语言为梵语变异的犍陀罗俗语普拉克利特语（Prakrit），文字为由阿拉美（或译亚兰）字母（Aramaic）发展而来的佉卢文（Kharosthi）。文书里多处出现“和阗地毯”——Khotani kojava 和Khotani tavastaga的买卖交易记录。这些记录为我们保留了不仅是3到4世纪和田地区的纺织品名称，还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上最早的对“和阗地毯”的专门分类记录和它在塔克拉玛干-塔里木的知名度！ 公元4世纪至11世纪和阗地区的官方语言转变为“于阗塞语”（一支东伊朗语的分支），文字变为“于阗文”——由婆罗米和佉卢两种文字书写。文献主要出土于和阗地区和敦煌藏经洞，内容以佛经及佛教文献为主，但其中也包含有一些织物的名称，比如“地毯”是： gahavara和thauracaiha；跟普拉特利克语的两个地毯名称相对应。 我又考证了这两种曾经流行于古代和阗语言文字中所使用的“地毯“和其它毛纺织品的名称术语跟汉文中自汉代以来所使用的“氍毹、”“毾鄧、”（“鄧”右边旁应为“毛”）“毯、“缂”等借用词汇的对应关系。除了这几种语言文字，研究还涉及到古、中、新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甚至苏美尔语和楔形文字。 梅教授对我的这项研究非常关心和支持。因他本人也一直关注在塔里木盆地使用过的几种印欧语系的语言，也曾经和他的搭档、印欧语言学者Mallory 提出塔里木出土的木乃伊跟持印欧语的吐火罗语（Tocharian；也被叫做“龟兹语”）人相关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假设一直难以证实。古龟兹（今库车、克孜尔千佛洞一带）出土的吐火罗文书出现于公元4到12世纪，距离公元前1000年的木乃伊时间跨度太大，很难证明他们的语言关系。 我的地毯术语研究源自梅教授问我的问题，又跟语言学相关，所以论文也就直接投给了他的刊物。英文发表后我又觉得应该也用中文发表，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可以说都是空白，需要填补，所以又用中文再写一遍，发至《敦煌研究》。这里顺便致谢敦煌研究刊发了我的这篇《古代西域及中亚地区地毯名称术语考证》（《敦煌研究》2018年第4期）。有意思的是，我的中文文章受到了国外汉学家的注意，有家美国刊物编辑马上询问我能否译成英文，由他们发表。我自然抱歉的告诉他们梅维恒的刊物已经最早刊登了我的英文版本！ 梅教授也常常跟我谈论艺术史方面的话题，主要是新疆出土文物的情况。谈到过出土的双腿长裤和上面的装饰花纹；敦煌藏经洞里的丝绢绘画和有绘画的文书；宾大博物馆里收藏的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梅教授在中国语言文学及历史的研究领域成就和贡献我了解的很不完整，没有资格评说。但是知道他在美国推广中国的汉语拼音不仅是先行者，而且不遗余力。1980年代早期就在他发行的中、英文刊物上使用拼音系统，对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采用汉语拼音系统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与梅教授多次在公开活动中见过面，但更多的交流则是通过电邮进行的。直到前不久，我们才终于在费城真正聚了一次。当时，他推荐了学校附近的一家西安餐馆，可惜那天餐馆没有营业。我们在宾大校园里边走边聊，涉及了很多方面。大家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去一家名叫“塔里木美食”（我们想象的餐馆）的餐馆，在那里品尝拉面、烤包子、抓饭和馕。 后记：四、五年前“塔里木美食”的想象和预约终成遗憾。Victor，安息！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1846期（cm260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