Профессор Вэй Дунмэй объясняет, почему «Зизы тунцзянь» Сима Гуана оста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до основания династии Сун

赵冬梅 如果要选择一部书来了解宋朝建立之前1000多年的中国历史，那就是《资治通鉴》。从春秋战国的分界“三家分晋”起笔，到秦始皇建立帝制，汉帝国巩固一统，王朝国家纷纷扰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直至五代十国乱世消歇，秩序重建，国之盛衰，人之得失，制度流变，风俗转移，尽在此书。 《资治通鉴》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全书正文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宋朝建立的前一年（959年），是宋朝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宋朝以前历史的重要书籍。它的作者司马光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并称为“史家两司马”。《史记》与《资治通鉴》，两部大通史，一纪传、一编年，一西汉、一北宋，相隔千年，双峰并立，是华夏史学文明的重要标志。 《资治通鉴》（繁体竖排版）：司马光编著；中华书局出版。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因为前代史书浩繁，学者穷年累月不能通读，即便读了也抓不住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人的本性趋向简易、厌恶繁难。司马光担心长此以往，人们将弃史不读，有关过去的记忆行将泯灭断绝，因此，他要用一种比纪传体更简单的方式来写作一部更为平易近人的史书，用一部书来容纳1000多年的历史，网罗众说，成一家之言。 司马光有三位得力助手——刘攽、刘恕和范祖禹，他们在他的指导下“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对存世史料一网打尽、全数吸收；然后以“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原则，尽可能采用旧史原文，编纂“长编”，以为草稿。在“长编”的编纂过程中，助手要对旧史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甄别，另文说明“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写作“考异”，以展现不同记载的差异，说明判别之理。司马迁作《史记》，既有实地考察，也有史料对照取舍，但是《史记》的文本隐藏了论证过程，只呈现顺滑的叙事；而司马光《通鉴》所创立的“考异”之法，则将材料的考辨过程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它是“更讲道理的”，这是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一大进步——以“研究”为基础的叙事。“考异”中所展现的差异性记载，也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 最后，“长编”抵达司马光，他的工作是删去其中无关宏旨的内容，让《通鉴》以顺畅的文字呈现出历史的清晰脉络。由助手编纂、书手抄写的草稿——“长编”每四丈一卷，摊开在司马光眼前。司马光一边读一边把可以修入正文的部分另纸标记下来：每一事只记起首和结尾字样。这一环节的草稿，可称作“标记稿”。国家典籍博物馆保存的那一卷《资治通鉴稿》应当就是司马光的“标记稿”。司马光的“标记稿”和相应的“长编”一起，交还给书手，由书手抄成定稿，刊刻成书。从47岁开始，到66岁结束，特别是在53岁退归洛阳之后10多年的“全职历史学家”生涯中，司马光几乎每天都要这样工作。他给自己规定的工作量是每三天删一卷，如果有应酬耽搁了，就一定要加班加点把进度赶回来。没人“卷”他，是他早已把编著《通鉴》认作了自己的“天命”。 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呢？以唐代部分为例，一共289年，前161年的“长编”确知是200多卷，800多丈长；后面的128年，年代更近，史料更丰富，信息更致密，草稿长度绝对在600卷以上，唐代全部“长编”加起来就是3200丈。3200丈漫漫长卷，要一个字一个字看下来，司马光却在这漫长的工作中保持了始终如一的认真严肃。黄庭坚参与《通鉴》雕版印刷之前的校对工作，翻阅过其中的几百卷，他看到，司马光所作批注，“讫无一字作草”。 《通鉴》的叙事，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都经过了司马光的鉴择取舍。而《通鉴》直接表达观点的议论部分“臣光曰”，更出自司马光的手笔。全书所展现的，是司马光眼中的历史，以及司马光的历史思考。 《通鉴》的目标读者，是以皇帝为首脑的当政者。唐代中期以后，皇帝越发走向国家政治的前台，“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别修养的必要”，为皇帝编著适合阅读的书籍成为当时的需要。在《通鉴》以前，宋朝国家组织编纂了四部“御览”大书：《太平广记》500卷，《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各1000卷。就编纂目的而言，《通鉴》是这四部“御览”大书的延续；就编纂原则而言，四部大书是对之前相关知识分门别类的简单汇集，而《通鉴》则是一部史书，更便于在时间序列中展现因果，呈现治乱兴衰的过程，“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历史认识方式”。 在司马光的心中，史书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严肃而认真的读史者，有望超越个体和时代的局限，掌握“迄今为止”的人类智识。因此，他主张皇帝“不可以不观史”，皇帝观史，不能挑挑拣拣，正面的经验、负面的教训都要认真对待，“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这样赞美《通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通鉴》还在写作初期，就已经随着它的作者进入了皇帝的读书班——“经筵”。司马光给宋神宗讲汉初“萧规曹随”故事，结论是如果汉代一直守着高祖的法度不改变，就一定会长治久安。结论做得过于笼统，遭到吕惠卿的攻讦和嘲讽，司马光赢了辩论，却给后世读史不细的人留下了保守顽固的坏印象。其实，司马光主张保守不变的，一直是儒家仁政爱民、追求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利益平衡的治理原则；至于具体的政策措施，他同样主张兴利除弊。司马光是保守主义的改革派。一个能曲尽千年兴衰的史家，怎么可能不知道变化才是世间的永恒？！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