Эксперты призвали страны «Ассем+3» оптимизировать фискаль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для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рисков

北京7月6日电(记者 吴辛茹)在全球高利率持续与地缘经济碎片化的双重挤压下，“东盟+3(中日韩)”机制成员国正面临财政空间收紧与宏观风险缓冲空间大幅压缩等多重挑战。东盟与中日韩区域应如何优化财政措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在7月2日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与财政政策研讨会上，多位中外专家就如何优化区域财政政策建言献策。 多重冲击叠加 区域财政承压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黄国华表示，当前各国财政普遍面临收入减少、支出刚性持续抬升的困境，叠加全球油价、贸易政策波动冲击，区域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拉大，“东盟+3”的财政收支实际上两头承压。 他指出，大量财政资金被固化用于人员薪酬、社会福利及债务本息偿还。“如果这些支出比重过高，剩下可用于其他优先领域的财政资源就会非常有限。”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财政监测组负责人洪承玄(Seunghyun Hong)也坦言：“当前外部冲击已从过去的‘十年一遇’演变为‘一两年一遇’的高频新常态。”突发冲击的影响难以预判，这导致常规财政政策的应对难度显著上升。 日本银行香港办事处首席代表小池一德(Koike Kazunori)结合近年疫情、航道封锁、关税上调等多重供给侧冲击背景，强调这类突发扰动超出常规经济周期波动，常规政策难以快速对冲。此外，中东局势持续动荡，进一步打压印尼、菲律宾本币汇率，给两国财政收支带来下行压力。 强化跨领域协同 围绕财政可持续性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吕冰洋提出，评判财政可持续与否不能仅看债务率单一指标，更不能片面追求账面财政健康，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中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退税超10万亿元，为广大市场主体减负担、添活力，有力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吕冰洋分析认为，与国外税收政策常随政治周期频繁调整不同，中国财税政策呈现长周期特征，能够长期保持政策连贯稳定，“应当说，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定力”。 他也直言，作为“东盟+3”区域核心经济体，中国财政政策具备显著外部溢出效应，“中国稳住自身财政，就是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表示，地缘、气候、金融多重风险交织背景下，仅依靠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单一工具，难以有效对冲风险，需统筹财政、货币、产业、贸易四大政策协同发力。 她呼吁“东盟+3”区域建立一致性的政策框架，以取得更好的宏观政策管理效益。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实践为例，涂永红指出，财政依托基金、税收优惠撬动社会资本，推动产业升级与对东盟经贸合作，并提醒各国评判财政可持续状况不能仅看收支指标，还应该考虑到国家当下的发展需求。 “应该有更多的财政支出来推动产业升级，这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涂永红补充道。 增强财政政策韧性 关于加强风险管控的相应措施，黄国华与洪承玄等专家都强调了建立清晰、可信的财政锚的重要性，让财政措施更加有的放矢，从而守住财政可持续底线，避免政策短期化和债务失控。 黄国华呼吁各国依托法治化财政规则和中期财政框架，固化财政约束、稳定市场预期，通过优化财力配置、提升支出效能、拓宽税收收入、健全风险预案，全方位夯实区域财政稳健运行基础。 洪承玄则提出，各国应制定财政冲击应急预案，提前储备政策工具。 “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优化产业结构能够有效降低经济体对外风险敞口，从根源上增强经济抗冲击韧性。”他补充道。 此外，洪承玄也建议各国进行公开透明的公众沟通，普及财政知识，凝聚社会共识。 小池一德则认为，财政政策始终是抵御危机的第一道防线。在他看来，各国宏观政策框架要保持充足弹性，能够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财政举措。 他提出三点建议，分别为：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理性；资金精准定向投放，杜绝普惠式补贴；加强跨部门协同，结合多领域专业经验制定财政方案。(完)